1970年代新紀元運動熱潮中，一位科學家致力開發能聆聽宇宙最高決策者「The Nine」聲音的技術。他研發的裝置「TD-100」，至今是否仍能傳遞來自「The Nine」的訊息？
醫療發明家兼超心理學研究者安德利亞·普哈里奇（1918-1995）注意到地球表面與電離層之間反射的極低頻波——舒曼共振（7.83Hz），與人類深度放鬆或冥想時產生的α腦波頻率驚人一致。他認為，只要盡量去除雜訊，並將接收器調諧至7.83Hz，就能讓大腦非入侵地接收到通常被噪音淹沒的「真正訊號」。他聲稱TD-100裝置配備了「不經正門，直接對大腦說話」的技術。
所謂「真正訊號」正是來自被稱為「The Nine」的宇宙最高負責人的訊息。當TD-100與靈媒連接時，靈媒會代為傳達「The Nine」關於地球歷史、外星文明及高層存在角色的詳細內容。該裝置外觀簡陋，但透過貼在皮膚上的電極發出超低頻感覺刺激，以及銅板的電磁屏蔽，被認為能改變意識狀態。
一切始於普哈里奇與印度神秘主義者杜恩迪拉吉·G·維諾德（1902-1969）的相遇。在普哈里奇見證下，維諾德進行通靈，進入出神狀態並與自稱「The Nine」的群體接觸。此後，著名靈媒菲莉絲·施萊默頻繁為「The Nine」代言，傳達大量信息。
普哈里奇確信其真實性，創立了名為「Lab Nine」的研究設施。TD-100及其後繼機型的會談活躍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在紐約州奧辛寧的實驗室進行長時間會話，錄音帶與筆記均被仔細保存。主要靈媒施萊默透過「Tom」這個定期聯絡員，講述宇宙學、靈魂本質及地球政治局勢，內容夾雜古代神諭式的莊重與情報報告般的具體性。一份現存記錄顯示，「Tom」警告人類正處於宇宙十字路口，若非進化為集體意識，就是被設計者「重啟」。
Lab Nine的訪客包括加拿大財閥、歐洲貴族、史丹福研究所科學家，甚至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的私人朋友。其後被定罪殺人的反文化領袖艾拉·艾因霍恩，以及推廣意識量子物理學的生物醫學工程師伊扎克·本托夫也曾到訪。
1974至1975年，《星空奇遇記》創作者吉恩·羅登貝瑞更參與其中，據說這次經歷啟發了後來衍生作品《星空奇遇記：深空九號》。普哈里奇終身未獲科學界肯定，晚年專注於蘇聯電磁武器及尼古拉·特斯拉遺產的研究。無人能證明TD-100創造了成果，但也無法證明它從未運作。這部裝置無疑是冷戰時期科學中最怪異的故事之一，與遙距透視、洗腦實驗齊名。
醫療發明家兼超心理學研究者安德利亞·普哈里奇（1918-1995）注意到地球表面與電離層之間反射的極低頻波——舒曼共振（7.83Hz），與人類深度放鬆或冥想時產生的α腦波頻率驚人一致。他認為，只要盡量去除雜訊，並將接收器調諧至7.83Hz，就能讓大腦非入侵地接收到通常被噪音淹沒的「真正訊號」。他聲稱TD-100裝置配備了「不經正門，直接對大腦說話」的技術。
所謂「真正訊號」正是來自被稱為「The Nine」的宇宙最高負責人的訊息。當TD-100與靈媒連接時，靈媒會代為傳達「The Nine」關於地球歷史、外星文明及高層存在角色的詳細內容。該裝置外觀簡陋，但透過貼在皮膚上的電極發出超低頻感覺刺激，以及銅板的電磁屏蔽，被認為能改變意識狀態。
一切始於普哈里奇與印度神秘主義者杜恩迪拉吉·G·維諾德（1902-1969）的相遇。在普哈里奇見證下，維諾德進行通靈，進入出神狀態並與自稱「The Nine」的群體接觸。此後，著名靈媒菲莉絲·施萊默頻繁為「The Nine」代言，傳達大量信息。
普哈里奇確信其真實性，創立了名為「Lab Nine」的研究設施。TD-100及其後繼機型的會談活躍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在紐約州奧辛寧的實驗室進行長時間會話，錄音帶與筆記均被仔細保存。主要靈媒施萊默透過「Tom」這個定期聯絡員，講述宇宙學、靈魂本質及地球政治局勢，內容夾雜古代神諭式的莊重與情報報告般的具體性。一份現存記錄顯示，「Tom」警告人類正處於宇宙十字路口，若非進化為集體意識，就是被設計者「重啟」。
Lab Nine的訪客包括加拿大財閥、歐洲貴族、史丹福研究所科學家，甚至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的私人朋友。其後被定罪殺人的反文化領袖艾拉·艾因霍恩，以及推廣意識量子物理學的生物醫學工程師伊扎克·本托夫也曾到訪。
1974至1975年，《星空奇遇記》創作者吉恩·羅登貝瑞更參與其中，據說這次經歷啟發了後來衍生作品《星空奇遇記：深空九號》。普哈里奇終身未獲科學界肯定，晚年專注於蘇聯電磁武器及尼古拉·特斯拉遺產的研究。無人能證明TD-100創造了成果，但也無法證明它從未運作。這部裝置無疑是冷戰時期科學中最怪異的故事之一，與遙距透視、洗腦實驗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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