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lockwork Orange》是20世紀鬼才導演Stanley Kubrick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卻曾因為片中大量的性與暴力情節一度被世界許多國家列為禁片。至今為止，關於這部頭頂光環的“壞電影”的毀譽爭議從未曾停息。不過它卻是筆者心目中完美的電影之一。
這部影片不僅對政治、社會有隱喻價值，與心理學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評論家熱衷於運用弗洛伊德那套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全片中無處不在的性暗示與布景的象徵意味。而影片的內容更是涉及到了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主題投射技術、厭惡療法等心理治療過程。在細節的處理上，也隨處可見心理學元素的運用。更為重要的是，影片中對人的知（認知）、情（情緒）、意（意志）、行（行為）四者之間的關系有很深層的展露，它帶給觀眾無盡的關於人性的思考與心理治療的幾個流派所采用的人性觀點的辯證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影片從一個臉部特寫開始，一個右眼臉下方粘著假睫毛的俊秀的白人少年，臉上露出輕蔑且邪惡的獰笑。之後鏡頭被拉遠，依次露出了少年的全身以及他身旁的身著類似中世紀宮廷裝白色襯衣的三個夥伴。這正是我們的惡棍小主人公Alex DeLarge和他的三個兄弟，Pete、Georgie和Dim。他們在正坐在的一個裝飾奇特的叫Korova Milk Bar的場所，一邊品嘗的摻了藥品的牛奶，一邊在密謀著晚上消遣自己的節目。這個地方所有的物件均由姿態各異的白色裸體女子構成，胸脯為桌面、四肢為桌腿，墻上的壁畫與裝飾也極具誇張與變形的未來主義意味。這樣的影片開頭不禁讓人聯想到精神分析中的象征性暗示的同時，也奠定了電影的後現代主義隱喻基調。
這是一群無惡不作、為非作歹的問題少年。突出的特征便是隨意濫施暴力，且損害社會的規範和他人利益後，毫無愧疚之心。影片的前半部分導演以一種荒誕派的敘述方式展現了這四個口音俏皮奇裝異服的妙齡少年飲用含有迷幻劑的牛奶、攻擊大學教授、痛扁老乞丐、夜闖民居、打群架、鬥毆、逃學搶劫、強奸婦女等一系列邪惡的勾當。與一般的犯罪電影展示的黑社會分子的打砸搶殺不同，這些男孩兒的反社會行為並不以反社會本身為目的，他們的所有動機似乎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對於社會教化的那些大道理他們心知肚明，並常以衛道士的口吻調侃自己的過錯，但是這些“理性時代的異端邪說”，對這些少年來說“即使明白什麽是對的，並加以稱許，但錯的東西要照做不誤。
”社會道德規範的譴責並不能帶給他們的情緒上半毫無的罪疚感與焦慮感。另外，他們思維清晰，情緒穩定，沒有明顯的精神問題，這些混世魔王不過是一群知解了成人世界的秘密，卻未經道德社會化的、在生活上無憂無慮、無計劃無目的，也無責任心無義務感的小搗蛋鬼而已。
庫布里克在處理充斥著暴力與色情的場面時極盡電影語言的美學之能事，不僅營造出了前衛的視覺效果，而且開創性地將聽覺元素融合在其中，古典交響樂與暴力及性鏡頭的配搭產生出了奇妙的視聽感受。這部影片自始自終都閃耀著震撼人心的奇思妙想，從鏡頭語言與到影片配樂，無論布景設置還是色彩運用，處處都彰顯著大師風範。
在臨床心理學領域，Alex們擁有的這種異常的行為與人格模式被稱作“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當然，有時異常行為的鑒定在現實生活中很難，目前主要判定指標是看這種行為模式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否相適應。
Alex DeLarge家道殷實，父母慈愛，老師也可謂負責，此外他的學業成績出色，他甚至還是聖潔高尚的古典樂愛好者，這一切的一切，都不露聲色地將影片的觀眾引入到對於邪惡起源的困惑中。不過，就目前的心理學發展水平，也還不足以弄清楚邪惡到底出於何處。對於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一般認為是在先天的素質基礎之上，通過個體與其生長環境的互相作用，以緩慢的速度逐漸反展形成的。精神分析認為人性本惡，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之所以純以自我的滿足為出發點、知過不思悔改又毫無羞恥之心，是典型的掌管道德的“超我”沒有建立起來的表現。行為主義則頑固地不關心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問題，這個學派的理論認為，反社會人格障礙者的行為模式，可能是由於兒童期的好壞行為未能得到父母合適的獎賞與懲罰所致。
雖然不同流派對於人格障礙的原因有著不同的推測，但這些推測仍舊都因流於片面簡單而無法提供系統性的證據。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極少主動求醫，也很少得到治療，即使治療，他們對於各種治療策略仿佛都存在“免疫力”，往往是療程曠日持久收效卻甚微。因此在心理治療領域，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仍然是一種“病因不清，難以根治”的頑疾。
【“A Clockwork Orange”意指為何？】
英語的“甜橙”稱為orange，在馬來語中orange卻有“人”的意思（小說原作者曾在馬來西亞生活過）。片子命名為“A Clockwork Orange”實則是指“機械控制下橫衝直撞的人”。電影的小說原著作者解釋說“A Clockwork Orange”——它標志著把機械論道德觀應用到甘甜多汁的活的有機體上去。
“上了發條的橙子”中“發條”與“橙子”關系的象征寓意或許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去解讀，但綜合來看，都是對於“自由意志”和“社會限制”矛盾關系的辯證思考。
被與生俱來的野蠻的原始本能所支配的人。
小Alex和他的同伴們表現出的暴力嗜好良知缺失可以用基督教裡宣稱的“原罪”來解釋，同時也與弗洛伊德理論中“死亡本能”所指的“暴力與性”的部分不謀而合。精神分析理論認為，生物學的人與作為社會性的人本質上是對立的，從人類的人格結構來看，生物學的人是指包含了個體一切原始衝動和本能欲望的“本我”。本我是心理能量之源，以“快樂原則”行事，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性欲望和攻擊欲望。社會性的人是指個體成長過程中，通過內化社會規範，和道德要求建立起來的“超我”部分。超我依據“道德原則”行事，代表社會的是非觀。而心理結構中的“自我”是為平衡的“本我”與“超我”的戰爭而發展起來的，它以“現實”為原則，幫助本我得以用不觸犯社會規範的方式滿足其欲望與需要。
像Alex這些一意孤行肆意妄為的年輕人，他們青春中充滿了動物習性的演繹。如同是一個個內裝彈簧，外邊有發條旋鈕，吱吱吱扭緊，直線行走的發條小機器一般不由自主。只是這些橫衝直撞的小機器，走著走著，終於有一天要碰壁，撞得頭破血流。
政府利用醫學實驗改造後的被強化刺激所支配的人。
對於該部影片，評論家及觀眾爭論點的更多集中於政府在對待問題少年的改造時使用的方法是否得當上。
影片中政府矯正小Alex惡手段是打破他過去的情緒提升劑——美妙的貝多芬們與暴力和性之間的原始聯結，重新建立了這些行為與惡心作嘔反應得聯結，從此，別說是行使暴力哪怕是被別人施與暴力或者是聽到過去會帶來暴利快感的古典音樂，Alex都會痛苦不已，用小說原著的中原話來說就是“把快樂的戰鬥變成垂死的感覺”。這種方法其實是典型的行為主義流派下的厭惡療法，它的原理是將不當行為（這一行為受到某種愉快體驗反應的強化）與一種厭惡反應建立聯系，從而使人放棄或回避問題行為。一般來說，由於厭惡刺激（催吐劑是常用的厭惡刺激）可能會造成一定的危險和副作用，厭惡療法需要在其它干預措施無效且來訪者願意的情況下才會選用。
（另：矯正Alex的過程中醫生利用了呈現影像的方式讓其體驗暴力與淫亂，這一點與庫布里克在影片開頭時對於我們每個觀眾做的事大同小異，無怪乎許多觀眾表示看的差點兒吐了，或者幹脆看不下去。“現實世界的色彩，只有在銀幕上看到時才顯得真真切切。”在第一次觀看治療用的可怕電影時，小Alex的獨白說。你感受到了嗎？）
主流的觀點與《A Clockwork Orange》的原著作者Anthony Burgess本人的觀點一致——“人在定義中就被賦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來選擇善惡。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惡的人，就成了A Clockwork Orange——外表是有機體，似乎具有可愛的色彩和汁水，實際上僅僅是發條玩具，由著上帝、魔鬼或無所不能的國家來擺弄。”政府的做法只注重矯正效果的而不注重個體是否真的從心向善，這種剝奪了人的道德選擇權的改造時缺乏人道的。
事實上，類似的批評不只見於對電影演繹本身的評論，行為主義治療流派在其現實的發展過程中也曾備受這樣的道德責難。批評者指出，行為治療以行為改變為目標，不談論人格、自我、動機等內在變量，不關心癥狀背後的原因，忽視了人的價值觀與主觀能動性，治療過程更類似於對人行為的操縱與控制。有人甚至認為，行為主義治療違反人道，與洗腦及酷刑無異。對此，行為治療者的回應是：治療天生就是人道的，所有的心理治療都是對行為進行控制，其它療法的控制無非是隱蔽一點、間接一點，人民不會對此使用一個不太刺激的詞——“影響”。因此，問題不在於治療是否是控制，而是這種控制是否有益於來訪者與社會。當然，這種爭論隨即就陷入了“什麽是真正有益”的循環詭辯中。
不過就實施來說，行為主義治療是一種簡潔明快又相對療效顯著的療法，它具有客觀性和準確性，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行為主義治療已經變成了一個高度複雜且被普遍接受的治療取向，應用於個體障礙及社會事務的廣泛方面。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影片表達了對後工業文明導致的半民主半專制的可能對人性造成傷害的擔憂。具體是指現代社會消費主義盛行可能帶來的主客體身份混亂。
影片中出現的被各種象征意味濃厚的符號所裝飾各種房間、怪異的概念化的布景、前衛的太空化的家庭、卡通化的父母、Alex母親顏色艷麗的假髮與著裝，象徵人體器官的儀式性的服裝、奇怪的詞匯與語調、人與人之間虛情假意的寒暄與裝腔作勢的關系。這一切都以真實的姿態呈現在導演刻意的安排之中，展現了一個由各種符號組裝起來的、色彩光鮮，但情感與意識都流於膚淺與虛假的未來社會。
這個社會與英國作家Huxley的反烏托邦政治寓言小說《美麗新世界》中預見的那個由於享樂而喪失自由的未來世界有異曲同工之處——傳統文學的衰落，性解放，電影的娛樂化和淺薄化，孩子們厭惡書籍和自然、厭惡獨處、厭惡家庭、厭惡宗教和藝術，熱愛消費、熱愛濫交。人們被接受到的大量的信息關起來，陷入自我中心中，因“快樂至上”和感官刺激而被控制，放縱、消遣、娛樂至死。
庫布里克的作品往往帶著很濃的反現代性色彩，這部也不例外。或許我們可以借用Michel Foucault《瘋狂與文明》的句式來表達可以說：A Clockwork Orange是現代的犧牲者。
【個人暴力or社會暴力】
社會限制和自由意志的辯論，這是一個永恒的命題。《A Clockwork Orange》帶來的最大的疑問便是“上帝究竟是想要什麽呢？上帝是想要善呢，還是向善的選擇呢？”
“善心是發自內心的，善心是人主動選擇的，當人不會選擇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人了。”影片中在監獄裡負責道德教化的牧師如是說到。然而，學了三年的心理學，學到的看到的聽到的讓我漸漸明白，人類能夠達到的abnormal程度超乎了個人的想象能力之外，正如電影中實施治療的醫生所說：“設定界限總是困難的，世界是一體的、人生也是一體的，最最甜蜜、最最美好的活動也涉及到一定程度的暴力，比如性愛。
人有享有自由的權利，但是如果這種權利，是以傷害其他更多人的自由為前提的，這種自由意志是否仍該合理存在？如果你的內心不願接受，是否至少可以選擇讓你的身體去學習——暴力是可怕的東西？影片中的牧師與醫生提供了看待“個人暴力與社會暴力”問題的兩種經典的角度，但導演並沒有表現對於其中任何一種觀點的偏向，影片的任務在於展示，觀點的選擇權交還予觀眾。
筆者個人更傾向於讚同醫生的說法。事實上，只要是社會性的為特征的生物，相互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相互控制史。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一旦個人的行為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他就應該接受改造。在道德教化顯得蒼白無力的時候，利用強制力迫使你不再傷害社會，這種強制是最後符合人道的選擇。不過，影片中的政客的目的顯然並非基於如此高尚考慮，他們關心的不是犯罪動機、不是倫理規範，僅僅只是減少犯罪的政績而已。“用集中犯罪的方式懲罰犯罪”的以關押來改造犯人的方法不僅成本高昂而且效果不佳，（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小主人公Alex進入監獄以後，無論是面對暴風驟雨般的暴力懲戒，還是和風細雨般的宗教教誨，都不能讓他有絲毫的悔改之意。他讀《聖經》中的“基督降生”，滿腦子浮現的卻是聖母瑪利亞的裸體；他讀“基督受難”，卻把自己想象成身著時髦衣裝的古羅馬劊子手。甚至在改造實驗注射“吐根堿”的時候他想著的仍是出去後重新召集幫派，繼續過從前打砸搶燒的快活日子。）
政客們開始試圖通過新的手段進行獄政改革，“除政治犯意外，其它犯人扼殺掉犯罪反射就可以了”，至於那些成天滋尋釁滋事的社會不穩定因子的小混混則收編到警察隊伍中去。這些方法可能有其研究科學的研究背景，不過至少在影片中，我們發現政府這種解決青少年犯罪的作為，對於罪犯個人和這個社會都是傷害的。導演庫布里克電影，政治寓意的諷刺往往十分之深刻，然而這部影片的批判性被隱藏了，甚至有點不置可否。這種刻意消減了原著中“強調教化”的處理方式中背後的用意也頗耐人尋味。
關於Alex自由行惡的意志的恢復，影片交代的較為輕描淡寫。或許與Alex墜樓後腦區的受損與修覆有關，又或許心理醫生在催眠狀態下對他做了系統脫敏．總之，Alex一覺醒來，醫院裡笑容甜美的女護士的卡片投射測驗結果說明了一切——“一次治愈”與“二次治愈”之間，被政府指派的高超醫療技術輕而易舉拿走的“行惡意志”又被完好如初地還回來了。
【被電影刪除的二十一章】
影片以Alex的一句“我已經全好了”（I was cured all right）謝幕，而原著的作者還有故事要講。庫布里克砍掉了原著中擁有教化意義的的二十一章，讓本以“大團圓”收場的故事提前以寓言諷刺的方式結束了。影片的結尾諷刺性的預示了惡棍少年暴力意志的復蘇，雖然經歷了諸多事件，但他仍然是怙惡不悛的典型，人性裡沒有絲毫悔改的的力量，道德與性格仍然不能有向善的變化。庫布里克二次元創作後的結局似乎預示著對人性持的消極看法：人天生具有一種非理性的、不利於生存發展的生活態度的傾向。在許多時候人類就傾向於自我毀滅。
而原作中的結尾看起來更像印證了人本主義心理學派的人性觀：相信人有“善根”，有向好的、強的、完善的方向發展的強大潛力。作者這樣解釋他的立場：“小說是建立在人生變遷的原則之上的藝術。除非能表明主角或者人物有道德改造、智慧增長的可能性，否則創作小說的意義其實不大的。”那麽被刪除的二十一章裡我們的小主人公Alex又發生了什麽呢？簡單來說，主人公遇到了唯一沒有與它為敵的好兄弟，對方厭倦了暴力，早已成家立業。在“好兄弟”經歷的感召下，我們這位邪惡的小主人公幡然醒悟到自己也想結婚生子擁有美滿安定的生活，他終於意識到人生應該有所建樹而不是一味地暴力破壞，對於自己燒殺擄掠窮兇極惡的過去頗為羞愧，憧憬著能擁有洗心革面的未來。
如果小說結尾的這個邏輯具有現實發生的可能性，筆者個人認為絕不止“一切都會好的，上帝的運作神秘莫測”這麽簡單，它的發生與Alex在行為治療之中與之後的心靈體驗脫不了關系。
在二千年初期，關於德國志願教育者盧安克（Eckart Löwe）的事跡在互聯網上流傳的很廣，盧安克本人的教育是以一種充分發揮孩子天性，尊重孩子自由發展空間，弱化說教，重視體驗為核心的理念。這與心理治療中森田療法的一個態度相似，森田療法認為因為只有行動才能調動人的全部精神活動，在行動中才能獲得單純的思考或者知識理解所不能獲得的領悟。行動不僅是性格的表現，也能改造人的性格。所以該療法不關心認知改變，即它不注重說教，治療的改變的著力點被放在情緒和行動上。
依照這種觀點，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推測，Alex之所以在21章中能夠獲得了道德新生的力量，事實上是由於之前被迫行善的體驗潛移默化地改變的了他對善惡的內部認知，也逐漸影響了他的意志選擇，重塑了他的人格。
除去主人公Alex的“知”“情”“意”“行”的發展變化，片子首尾呼應的結構中其他角色的心理表現及人與人的關系也非常值得思考，Alex的父母、獨居養貓的老太、反動作家、老乞丐、小團體裡的Dim和Pete都昭示著一些人性中並不那麽理想的東西。父母與兒子之間、朋友之間、師生之間、男女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都缺乏深刻的感情，每種角色都自私自利卻裝模作樣，社會關系的偽善性顯而易見。
影片的敘事極為嚴謹，邏輯清晰，情節緊湊。對白設計大多遵從小說原著，極富語言藝術色彩，帶有諷刺意味的語調，大大的增加了觀眾奇特的感受。音樂運用、影像美學都讓你不可思議。
《A Clockwork Orange》是一部拍攝於上世紀70年代初的神作，它的影像表現力遠遠地已超越了那個時代電影技術及社會背景的局限，即便是50年後的今天看來，依舊會為它的前衛性所驚艷，為它的藝術魅力所震撼。《A Clockwork Orange》是那種看過這後會久久縈繞在你腦中，揮之不去，讓你有所困惑，有所思索的影片。甚至你會在不經意間回憶起它的情節與畫面，而忍不住衝動想要再看一遍。這就是偉大之物的妙處，促使你反覆咀嚼，回味無窮。
人類這種鮮美多汁的大橙子本身就太過複雜，大橙子與大橙子彼此聯系構成的人類社會更是錯綜無比。電影能展現的人性只是一星半點還總撲朔迷離，但是好的電影永遠有一個共同的品質，它們總能刷新人對自身及社會可能性的認識。
**圖片及影片採自於網絡**
這部影片不僅對政治、社會有隱喻價值，與心理學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評論家熱衷於運用弗洛伊德那套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全片中無處不在的性暗示與布景的象徵意味。而影片的內容更是涉及到了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主題投射技術、厭惡療法等心理治療過程。在細節的處理上，也隨處可見心理學元素的運用。更為重要的是，影片中對人的知（認知）、情（情緒）、意（意志）、行（行為）四者之間的關系有很深層的展露，它帶給觀眾無盡的關於人性的思考與心理治療的幾個流派所采用的人性觀點的辯證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影片從一個臉部特寫開始，一個右眼臉下方粘著假睫毛的俊秀的白人少年，臉上露出輕蔑且邪惡的獰笑。之後鏡頭被拉遠，依次露出了少年的全身以及他身旁的身著類似中世紀宮廷裝白色襯衣的三個夥伴。這正是我們的惡棍小主人公Alex DeLarge和他的三個兄弟，Pete、Georgie和Dim。他們在正坐在的一個裝飾奇特的叫Korova Milk Bar的場所，一邊品嘗的摻了藥品的牛奶，一邊在密謀著晚上消遣自己的節目。這個地方所有的物件均由姿態各異的白色裸體女子構成，胸脯為桌面、四肢為桌腿，墻上的壁畫與裝飾也極具誇張與變形的未來主義意味。這樣的影片開頭不禁讓人聯想到精神分析中的象征性暗示的同時，也奠定了電影的後現代主義隱喻基調。
這是一群無惡不作、為非作歹的問題少年。突出的特征便是隨意濫施暴力，且損害社會的規範和他人利益後，毫無愧疚之心。影片的前半部分導演以一種荒誕派的敘述方式展現了這四個口音俏皮奇裝異服的妙齡少年飲用含有迷幻劑的牛奶、攻擊大學教授、痛扁老乞丐、夜闖民居、打群架、鬥毆、逃學搶劫、強奸婦女等一系列邪惡的勾當。與一般的犯罪電影展示的黑社會分子的打砸搶殺不同，這些男孩兒的反社會行為並不以反社會本身為目的，他們的所有動機似乎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對於社會教化的那些大道理他們心知肚明，並常以衛道士的口吻調侃自己的過錯，但是這些“理性時代的異端邪說”，對這些少年來說“即使明白什麽是對的，並加以稱許，但錯的東西要照做不誤。
”社會道德規範的譴責並不能帶給他們的情緒上半毫無的罪疚感與焦慮感。另外，他們思維清晰，情緒穩定，沒有明顯的精神問題，這些混世魔王不過是一群知解了成人世界的秘密，卻未經道德社會化的、在生活上無憂無慮、無計劃無目的，也無責任心無義務感的小搗蛋鬼而已。
庫布里克在處理充斥著暴力與色情的場面時極盡電影語言的美學之能事，不僅營造出了前衛的視覺效果，而且開創性地將聽覺元素融合在其中，古典交響樂與暴力及性鏡頭的配搭產生出了奇妙的視聽感受。這部影片自始自終都閃耀著震撼人心的奇思妙想，從鏡頭語言與到影片配樂，無論布景設置還是色彩運用，處處都彰顯著大師風範。
在臨床心理學領域，Alex們擁有的這種異常的行為與人格模式被稱作“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當然，有時異常行為的鑒定在現實生活中很難，目前主要判定指標是看這種行為模式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否相適應。
Alex DeLarge家道殷實，父母慈愛，老師也可謂負責，此外他的學業成績出色，他甚至還是聖潔高尚的古典樂愛好者，這一切的一切，都不露聲色地將影片的觀眾引入到對於邪惡起源的困惑中。不過，就目前的心理學發展水平，也還不足以弄清楚邪惡到底出於何處。對於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一般認為是在先天的素質基礎之上，通過個體與其生長環境的互相作用，以緩慢的速度逐漸反展形成的。精神分析認為人性本惡，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之所以純以自我的滿足為出發點、知過不思悔改又毫無羞恥之心，是典型的掌管道德的“超我”沒有建立起來的表現。行為主義則頑固地不關心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問題，這個學派的理論認為，反社會人格障礙者的行為模式，可能是由於兒童期的好壞行為未能得到父母合適的獎賞與懲罰所致。
雖然不同流派對於人格障礙的原因有著不同的推測，但這些推測仍舊都因流於片面簡單而無法提供系統性的證據。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極少主動求醫，也很少得到治療，即使治療，他們對於各種治療策略仿佛都存在“免疫力”，往往是療程曠日持久收效卻甚微。因此在心理治療領域，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仍然是一種“病因不清，難以根治”的頑疾。
【“A Clockwork Orange”意指為何？】
英語的“甜橙”稱為orange，在馬來語中orange卻有“人”的意思（小說原作者曾在馬來西亞生活過）。片子命名為“A Clockwork Orange”實則是指“機械控制下橫衝直撞的人”。電影的小說原著作者解釋說“A Clockwork Orange”——它標志著把機械論道德觀應用到甘甜多汁的活的有機體上去。
“上了發條的橙子”中“發條”與“橙子”關系的象征寓意或許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去解讀，但綜合來看，都是對於“自由意志”和“社會限制”矛盾關系的辯證思考。
被與生俱來的野蠻的原始本能所支配的人。
小Alex和他的同伴們表現出的暴力嗜好良知缺失可以用基督教裡宣稱的“原罪”來解釋，同時也與弗洛伊德理論中“死亡本能”所指的“暴力與性”的部分不謀而合。精神分析理論認為，生物學的人與作為社會性的人本質上是對立的，從人類的人格結構來看，生物學的人是指包含了個體一切原始衝動和本能欲望的“本我”。本我是心理能量之源，以“快樂原則”行事，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性欲望和攻擊欲望。社會性的人是指個體成長過程中，通過內化社會規範，和道德要求建立起來的“超我”部分。超我依據“道德原則”行事，代表社會的是非觀。而心理結構中的“自我”是為平衡的“本我”與“超我”的戰爭而發展起來的，它以“現實”為原則，幫助本我得以用不觸犯社會規範的方式滿足其欲望與需要。
像Alex這些一意孤行肆意妄為的年輕人，他們青春中充滿了動物習性的演繹。如同是一個個內裝彈簧，外邊有發條旋鈕，吱吱吱扭緊，直線行走的發條小機器一般不由自主。只是這些橫衝直撞的小機器，走著走著，終於有一天要碰壁，撞得頭破血流。
政府利用醫學實驗改造後的被強化刺激所支配的人。
對於該部影片，評論家及觀眾爭論點的更多集中於政府在對待問題少年的改造時使用的方法是否得當上。
影片中政府矯正小Alex惡手段是打破他過去的情緒提升劑——美妙的貝多芬們與暴力和性之間的原始聯結，重新建立了這些行為與惡心作嘔反應得聯結，從此，別說是行使暴力哪怕是被別人施與暴力或者是聽到過去會帶來暴利快感的古典音樂，Alex都會痛苦不已，用小說原著的中原話來說就是“把快樂的戰鬥變成垂死的感覺”。這種方法其實是典型的行為主義流派下的厭惡療法，它的原理是將不當行為（這一行為受到某種愉快體驗反應的強化）與一種厭惡反應建立聯系，從而使人放棄或回避問題行為。一般來說，由於厭惡刺激（催吐劑是常用的厭惡刺激）可能會造成一定的危險和副作用，厭惡療法需要在其它干預措施無效且來訪者願意的情況下才會選用。
（另：矯正Alex的過程中醫生利用了呈現影像的方式讓其體驗暴力與淫亂，這一點與庫布里克在影片開頭時對於我們每個觀眾做的事大同小異，無怪乎許多觀眾表示看的差點兒吐了，或者幹脆看不下去。“現實世界的色彩，只有在銀幕上看到時才顯得真真切切。”在第一次觀看治療用的可怕電影時，小Alex的獨白說。你感受到了嗎？）
主流的觀點與《A Clockwork Orange》的原著作者Anthony Burgess本人的觀點一致——“人在定義中就被賦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來選擇善惡。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惡的人，就成了A Clockwork Orange——外表是有機體，似乎具有可愛的色彩和汁水，實際上僅僅是發條玩具，由著上帝、魔鬼或無所不能的國家來擺弄。”政府的做法只注重矯正效果的而不注重個體是否真的從心向善，這種剝奪了人的道德選擇權的改造時缺乏人道的。
事實上，類似的批評不只見於對電影演繹本身的評論，行為主義治療流派在其現實的發展過程中也曾備受這樣的道德責難。批評者指出，行為治療以行為改變為目標，不談論人格、自我、動機等內在變量，不關心癥狀背後的原因，忽視了人的價值觀與主觀能動性，治療過程更類似於對人行為的操縱與控制。有人甚至認為，行為主義治療違反人道，與洗腦及酷刑無異。對此，行為治療者的回應是：治療天生就是人道的，所有的心理治療都是對行為進行控制，其它療法的控制無非是隱蔽一點、間接一點，人民不會對此使用一個不太刺激的詞——“影響”。因此，問題不在於治療是否是控制，而是這種控制是否有益於來訪者與社會。當然，這種爭論隨即就陷入了“什麽是真正有益”的循環詭辯中。
不過就實施來說，行為主義治療是一種簡潔明快又相對療效顯著的療法，它具有客觀性和準確性，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行為主義治療已經變成了一個高度複雜且被普遍接受的治療取向，應用於個體障礙及社會事務的廣泛方面。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影片表達了對後工業文明導致的半民主半專制的可能對人性造成傷害的擔憂。具體是指現代社會消費主義盛行可能帶來的主客體身份混亂。
影片中出現的被各種象征意味濃厚的符號所裝飾各種房間、怪異的概念化的布景、前衛的太空化的家庭、卡通化的父母、Alex母親顏色艷麗的假髮與著裝，象徵人體器官的儀式性的服裝、奇怪的詞匯與語調、人與人之間虛情假意的寒暄與裝腔作勢的關系。這一切都以真實的姿態呈現在導演刻意的安排之中，展現了一個由各種符號組裝起來的、色彩光鮮，但情感與意識都流於膚淺與虛假的未來社會。
這個社會與英國作家Huxley的反烏托邦政治寓言小說《美麗新世界》中預見的那個由於享樂而喪失自由的未來世界有異曲同工之處——傳統文學的衰落，性解放，電影的娛樂化和淺薄化，孩子們厭惡書籍和自然、厭惡獨處、厭惡家庭、厭惡宗教和藝術，熱愛消費、熱愛濫交。人們被接受到的大量的信息關起來，陷入自我中心中，因“快樂至上”和感官刺激而被控制，放縱、消遣、娛樂至死。
庫布里克的作品往往帶著很濃的反現代性色彩，這部也不例外。或許我們可以借用Michel Foucault《瘋狂與文明》的句式來表達可以說：A Clockwork Orange是現代的犧牲者。
【個人暴力or社會暴力】
社會限制和自由意志的辯論，這是一個永恒的命題。《A Clockwork Orange》帶來的最大的疑問便是“上帝究竟是想要什麽呢？上帝是想要善呢，還是向善的選擇呢？”
“善心是發自內心的，善心是人主動選擇的，當人不會選擇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人了。”影片中在監獄裡負責道德教化的牧師如是說到。然而，學了三年的心理學，學到的看到的聽到的讓我漸漸明白，人類能夠達到的abnormal程度超乎了個人的想象能力之外，正如電影中實施治療的醫生所說：“設定界限總是困難的，世界是一體的、人生也是一體的，最最甜蜜、最最美好的活動也涉及到一定程度的暴力，比如性愛。
人有享有自由的權利，但是如果這種權利，是以傷害其他更多人的自由為前提的，這種自由意志是否仍該合理存在？如果你的內心不願接受，是否至少可以選擇讓你的身體去學習——暴力是可怕的東西？影片中的牧師與醫生提供了看待“個人暴力與社會暴力”問題的兩種經典的角度，但導演並沒有表現對於其中任何一種觀點的偏向，影片的任務在於展示，觀點的選擇權交還予觀眾。
筆者個人更傾向於讚同醫生的說法。事實上，只要是社會性的為特征的生物，相互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相互控制史。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一旦個人的行為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他就應該接受改造。在道德教化顯得蒼白無力的時候，利用強制力迫使你不再傷害社會，這種強制是最後符合人道的選擇。不過，影片中的政客的目的顯然並非基於如此高尚考慮，他們關心的不是犯罪動機、不是倫理規範，僅僅只是減少犯罪的政績而已。“用集中犯罪的方式懲罰犯罪”的以關押來改造犯人的方法不僅成本高昂而且效果不佳，（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小主人公Alex進入監獄以後，無論是面對暴風驟雨般的暴力懲戒，還是和風細雨般的宗教教誨，都不能讓他有絲毫的悔改之意。他讀《聖經》中的“基督降生”，滿腦子浮現的卻是聖母瑪利亞的裸體；他讀“基督受難”，卻把自己想象成身著時髦衣裝的古羅馬劊子手。甚至在改造實驗注射“吐根堿”的時候他想著的仍是出去後重新召集幫派，繼續過從前打砸搶燒的快活日子。）
政客們開始試圖通過新的手段進行獄政改革，“除政治犯意外，其它犯人扼殺掉犯罪反射就可以了”，至於那些成天滋尋釁滋事的社會不穩定因子的小混混則收編到警察隊伍中去。這些方法可能有其研究科學的研究背景，不過至少在影片中，我們發現政府這種解決青少年犯罪的作為，對於罪犯個人和這個社會都是傷害的。導演庫布里克電影，政治寓意的諷刺往往十分之深刻，然而這部影片的批判性被隱藏了，甚至有點不置可否。這種刻意消減了原著中“強調教化”的處理方式中背後的用意也頗耐人尋味。
關於Alex自由行惡的意志的恢復，影片交代的較為輕描淡寫。或許與Alex墜樓後腦區的受損與修覆有關，又或許心理醫生在催眠狀態下對他做了系統脫敏．總之，Alex一覺醒來，醫院裡笑容甜美的女護士的卡片投射測驗結果說明了一切——“一次治愈”與“二次治愈”之間，被政府指派的高超醫療技術輕而易舉拿走的“行惡意志”又被完好如初地還回來了。
【被電影刪除的二十一章】
影片以Alex的一句“我已經全好了”（I was cured all right）謝幕，而原著的作者還有故事要講。庫布里克砍掉了原著中擁有教化意義的的二十一章，讓本以“大團圓”收場的故事提前以寓言諷刺的方式結束了。影片的結尾諷刺性的預示了惡棍少年暴力意志的復蘇，雖然經歷了諸多事件，但他仍然是怙惡不悛的典型，人性裡沒有絲毫悔改的的力量，道德與性格仍然不能有向善的變化。庫布里克二次元創作後的結局似乎預示著對人性持的消極看法：人天生具有一種非理性的、不利於生存發展的生活態度的傾向。在許多時候人類就傾向於自我毀滅。
而原作中的結尾看起來更像印證了人本主義心理學派的人性觀：相信人有“善根”，有向好的、強的、完善的方向發展的強大潛力。作者這樣解釋他的立場：“小說是建立在人生變遷的原則之上的藝術。除非能表明主角或者人物有道德改造、智慧增長的可能性，否則創作小說的意義其實不大的。”那麽被刪除的二十一章裡我們的小主人公Alex又發生了什麽呢？簡單來說，主人公遇到了唯一沒有與它為敵的好兄弟，對方厭倦了暴力，早已成家立業。在“好兄弟”經歷的感召下，我們這位邪惡的小主人公幡然醒悟到自己也想結婚生子擁有美滿安定的生活，他終於意識到人生應該有所建樹而不是一味地暴力破壞，對於自己燒殺擄掠窮兇極惡的過去頗為羞愧，憧憬著能擁有洗心革面的未來。
如果小說結尾的這個邏輯具有現實發生的可能性，筆者個人認為絕不止“一切都會好的，上帝的運作神秘莫測”這麽簡單，它的發生與Alex在行為治療之中與之後的心靈體驗脫不了關系。
在二千年初期，關於德國志願教育者盧安克（Eckart Löwe）的事跡在互聯網上流傳的很廣，盧安克本人的教育是以一種充分發揮孩子天性，尊重孩子自由發展空間，弱化說教，重視體驗為核心的理念。這與心理治療中森田療法的一個態度相似，森田療法認為因為只有行動才能調動人的全部精神活動，在行動中才能獲得單純的思考或者知識理解所不能獲得的領悟。行動不僅是性格的表現，也能改造人的性格。所以該療法不關心認知改變，即它不注重說教，治療的改變的著力點被放在情緒和行動上。
依照這種觀點，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推測，Alex之所以在21章中能夠獲得了道德新生的力量，事實上是由於之前被迫行善的體驗潛移默化地改變的了他對善惡的內部認知，也逐漸影響了他的意志選擇，重塑了他的人格。
除去主人公Alex的“知”“情”“意”“行”的發展變化，片子首尾呼應的結構中其他角色的心理表現及人與人的關系也非常值得思考，Alex的父母、獨居養貓的老太、反動作家、老乞丐、小團體裡的Dim和Pete都昭示著一些人性中並不那麽理想的東西。父母與兒子之間、朋友之間、師生之間、男女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都缺乏深刻的感情，每種角色都自私自利卻裝模作樣，社會關系的偽善性顯而易見。
影片的敘事極為嚴謹，邏輯清晰，情節緊湊。對白設計大多遵從小說原著，極富語言藝術色彩，帶有諷刺意味的語調，大大的增加了觀眾奇特的感受。音樂運用、影像美學都讓你不可思議。
《A Clockwork Orange》是一部拍攝於上世紀70年代初的神作，它的影像表現力遠遠地已超越了那個時代電影技術及社會背景的局限，即便是50年後的今天看來，依舊會為它的前衛性所驚艷，為它的藝術魅力所震撼。《A Clockwork Orange》是那種看過這後會久久縈繞在你腦中，揮之不去，讓你有所困惑，有所思索的影片。甚至你會在不經意間回憶起它的情節與畫面，而忍不住衝動想要再看一遍。這就是偉大之物的妙處，促使你反覆咀嚼，回味無窮。
人類這種鮮美多汁的大橙子本身就太過複雜，大橙子與大橙子彼此聯系構成的人類社會更是錯綜無比。電影能展現的人性只是一星半點還總撲朔迷離，但是好的電影永遠有一個共同的品質，它們總能刷新人對自身及社會可能性的認識。
**圖片及影片採自於網絡**
請按此登錄後留言。未成為會員? 立即註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