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未上映，《返校》已在香港引起不少迴響，傳聞電影院自我審查，不願讓這本反極權色彩濃厚的電影上映。帶著深厚的期望，《返校》卻沒有讓筆者失望，甚至可稱為本年度最佳電影（抱歉筆者還未看本年的金馬最佳電影《陽光普照》）。通過恐怖電影的形式，把白色恐怖的「恐怖」之處將近完美地重現。電影中的校園空間、怪物鬼差、敘事等都指向極權和自由的拉扯。有別於一般電影，當片尾曲響起，觀眾已陸續離場，沉鬱的氣氛令觀眾僵坐座位上，直到片尾曲後最後一句獨白為全劇劃上句話：「請平凡而自由地生活吧！」
全劇分為三個章節：噩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噩夢》不斷製造懸念，把故事的張力拉到最緊，然後《告密者》作為回應，逐點解決這些懸念，最後一節則交代了數十年後，台灣解嚴後的結局，只有短短十多分鐘。《返校》敘事看似簡單，但頭兩個章節互相對答，其緊密程度已非庸作。其實，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一直是台灣電影的核心，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就有不少電影以這時期為背景，而曾奪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的侯孝賢首部揚威海外之作《悲情城市》也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這背後或許涉及外國的東方主義想像）。《返校》可謂重新型塑了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電影，在2019年給予這類電影新的意義，以恐怖電影的模式最直接地刻畫「恐怖」。（以下內容將部分劇透，請斟酌觀看。）
首先，電影空間設計簡單，只是一所簡陋的中學。但隨著電影的進展，我們會發現這所學校的空間不斷轉變，禮堂上不時出現的吊繩、時而轉變而成的靈堂、不知何時貼上的封條……這些不連貫之處正正告知觀眾：這不是一個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而是一個精神空間（mental space），是由各個角色的意念和想像而生而變而滅的空間。有趣的是，這個空間彷彿一個籠牢，困住原打算離開的方芮欣和魏仲廷。這個精神空間可謂只為兩人而設，大部分的空間變形都是基於兩人心理轉變，至《告密者》的最後，方芮欣選擇留下（死）贖罪，魏仲廷選擇離開（生）贖罪，這個空間終於解體。然後處於彌留狀態的魏仲廷緩緩醒來招供，苟延殘喘，以個人命運訴說了「只要我們活著，就有很多事情可以期待的」。整個精神空間就是魏仲廷的「夢境」，或是在鬼門關前徘徊之地。然而，前兩章節的主角卻主要是方芮欣。《噩夢》留下了不少懸念：為何方芮欣會見到死去的自己？為何在防空洞裡讀書會的人說方芮欣是告密者？這些懸念皆圍繞方芮欣。前兩節雖可理解成魏仲廷的想像，但敘事更接近雙線多於只以魏仲廷為主。如果不思考兩人的戲劇角色和身份，很容易被非線性的敘事迷惑，對劇情產生疑惑。
作為恐怖電影，必不可少的是恐怖，恐怖則由牽涉被所懼之物追趕。《返校》中的怪物鬼差比常人高出一倍，全劇不斷遊走學校，追殺讀書會的成員，然後機械式播出：「檢舉匪諜，人人有責。」作為男女主角恐懼來源之物，它實體化了白色恐怖。平時你不會發現它的存在，但其實它不斷遊走你我之間，檢查你我思想是否正確，至你發現它時，它已鎖定你為目標追殺。這種無形卻又無處不在正是白色恐怖的「恐怖」之處，而《返校》畫龍點睛地以怪物鬼差令白色恐怖變得有形，就像一個負責殺戮的黨國機器。值得注意的是，怪物鬼差的面是一塊銅鏡，這是否象徵告密的人正是自己？把自己推給執行恐怖的黨國機器的就是「我」本人？當然，這部分程度上是正確的。方芮欣爸爸被舉報的原因是他貪污的賬本被找到、方芮欣拿給白教官的禁書也是魏仲廷給她的。這層面上看，造成「我」被白色恐怖追殺的正是「自己」，或許我們會想：如果「我」聰明一點，謹慎一點，就可以做一個看似平凡而自由的人。但這忽略了鏡子的特性。
大家照鏡時可曾有這經驗：一個人突然在你身後出現，你在鏡中看到他的模樣。沒錯，鏡所反映的不單是照鏡的人，而是所有出現在鏡中的人。告密者是誰？就是你身後那個看似親密的人，那個你從鏡子看到，然後轉頭一看，還對他對你的敵意茫然不知的人。
「你能保證那個人絕對不出賣我們嗎？」善良的人總回答相信，善良的人總會把自己的真心交給別人，然後期待對方也會以同樣的真心回應。極權政府就是利用這種善良人的「善良」，讓善良人身邊的人成為告密者。冷戰時期，東德秘密警察數以萬計，他們鼓勵告密，只要你發現身邊的人有跨越柏林圍牆，逃往西德的念頭，你就有「責任」告發他。這責任不是建基於「愛」，而是建基於「恐懼」：要是我沒有告發他，然後他被發現了，會不會連累我？就這樣，二十來歲的工廠青年被同袍出賣，無業的婦女和小孩被親戚告密……德國統一後，人民可以到市政廳閱讀文件，查閱誰曾告發過自己。很多人終其一生也不願意去看，他們寧願相信，寧願假設身邊的人都是善良 —— 這些就是善良的人。魏仲廷就是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對人沒有戒心，情竇初開的他為搏紅顏一笑，把禁書借來再轉借方芮欣，卻不知方芮欣的機心。在方芮欣的想像空間裡，她隔開魏仲廷的脖子，從他的身體裡拿出血淋淋的禁書，然後換來一句「國家，會感謝你的。」
電影裡的一幕幕對香港觀眾尤其熟悉，我們都看到過，或許曾經想像過：黃老師被抓時高喊一句：「國家殺人！」然後憲兵重重一棍打在他頭上，他馬上失去意識 —— 這畫面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少見嗎，岳義士血流披面的模樣你還記得嗎？在牢房裡，人們被嚴刑逼供，被行私刑，然後被殺，外面的人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 這些被虐、被自殺的畫面難度我們沒有想過嗎？極權政府（Totalitarian government）限制了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當我們反抗，迎接我們的是一種掌握生死的權力，它有權判處你死刑。極權政府掌握的司法權（judicial power）並不是一種建基於平等、公正的審判權，只是單純控制人生死，更直接講，宣告人死亡的權力。這種權力引申出恐懼，通過恐怖令人馴服，如牲畜對於養主般馴服。它不怕你知道它濫用權力，只怕你看不到，繼而不懼怕。製造白色恐怖的極權政府就是通過恐懼模式管治人民。
當戒嚴令解除，當國家民主化，一切就彷彿雨過天晴。就像婆婆對孫兒話當年一樣，這些故事的作用只剩下傳承和記憶，令下一代明白今天自由的得來不易，就像片末的獨白：「請平凡而自由地生活吧！」它假設了我們現在（套用電影的時空，此處指今日台灣）就自由了。今時今日的台灣學校仍有軍人轉任的教官。傅柯形容學校是一種規訓機器（discipline apparatus），訓練人成為適合社會勞動的人，台灣的學校和電影中的白教官正完美反映了這種規訓。規訓是否仍然支配我們？民主化就意味著100%自由嗎？我們真的能平凡而自由地生活嗎？
評分：9/10
**我開設了新的Facebook專頁（黃文清），有興趣可以follow，交流電影、文化、社會看法
https://www.facebook.com/wongmanching1928/
全劇分為三個章節：噩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噩夢》不斷製造懸念，把故事的張力拉到最緊，然後《告密者》作為回應，逐點解決這些懸念，最後一節則交代了數十年後，台灣解嚴後的結局，只有短短十多分鐘。《返校》敘事看似簡單，但頭兩個章節互相對答，其緊密程度已非庸作。其實，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一直是台灣電影的核心，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就有不少電影以這時期為背景，而曾奪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的侯孝賢首部揚威海外之作《悲情城市》也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這背後或許涉及外國的東方主義想像）。《返校》可謂重新型塑了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電影，在2019年給予這類電影新的意義，以恐怖電影的模式最直接地刻畫「恐怖」。（以下內容將部分劇透，請斟酌觀看。）
首先，電影空間設計簡單，只是一所簡陋的中學。但隨著電影的進展，我們會發現這所學校的空間不斷轉變，禮堂上不時出現的吊繩、時而轉變而成的靈堂、不知何時貼上的封條……這些不連貫之處正正告知觀眾：這不是一個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而是一個精神空間（mental space），是由各個角色的意念和想像而生而變而滅的空間。有趣的是，這個空間彷彿一個籠牢，困住原打算離開的方芮欣和魏仲廷。這個精神空間可謂只為兩人而設，大部分的空間變形都是基於兩人心理轉變，至《告密者》的最後，方芮欣選擇留下（死）贖罪，魏仲廷選擇離開（生）贖罪，這個空間終於解體。然後處於彌留狀態的魏仲廷緩緩醒來招供，苟延殘喘，以個人命運訴說了「只要我們活著，就有很多事情可以期待的」。整個精神空間就是魏仲廷的「夢境」，或是在鬼門關前徘徊之地。然而，前兩章節的主角卻主要是方芮欣。《噩夢》留下了不少懸念：為何方芮欣會見到死去的自己？為何在防空洞裡讀書會的人說方芮欣是告密者？這些懸念皆圍繞方芮欣。前兩節雖可理解成魏仲廷的想像，但敘事更接近雙線多於只以魏仲廷為主。如果不思考兩人的戲劇角色和身份，很容易被非線性的敘事迷惑，對劇情產生疑惑。
作為恐怖電影，必不可少的是恐怖，恐怖則由牽涉被所懼之物追趕。《返校》中的怪物鬼差比常人高出一倍，全劇不斷遊走學校，追殺讀書會的成員，然後機械式播出：「檢舉匪諜，人人有責。」作為男女主角恐懼來源之物，它實體化了白色恐怖。平時你不會發現它的存在，但其實它不斷遊走你我之間，檢查你我思想是否正確，至你發現它時，它已鎖定你為目標追殺。這種無形卻又無處不在正是白色恐怖的「恐怖」之處，而《返校》畫龍點睛地以怪物鬼差令白色恐怖變得有形，就像一個負責殺戮的黨國機器。值得注意的是，怪物鬼差的面是一塊銅鏡，這是否象徵告密的人正是自己？把自己推給執行恐怖的黨國機器的就是「我」本人？當然，這部分程度上是正確的。方芮欣爸爸被舉報的原因是他貪污的賬本被找到、方芮欣拿給白教官的禁書也是魏仲廷給她的。這層面上看，造成「我」被白色恐怖追殺的正是「自己」，或許我們會想：如果「我」聰明一點，謹慎一點，就可以做一個看似平凡而自由的人。但這忽略了鏡子的特性。
大家照鏡時可曾有這經驗：一個人突然在你身後出現，你在鏡中看到他的模樣。沒錯，鏡所反映的不單是照鏡的人，而是所有出現在鏡中的人。告密者是誰？就是你身後那個看似親密的人，那個你從鏡子看到，然後轉頭一看，還對他對你的敵意茫然不知的人。
「你能保證那個人絕對不出賣我們嗎？」善良的人總回答相信，善良的人總會把自己的真心交給別人，然後期待對方也會以同樣的真心回應。極權政府就是利用這種善良人的「善良」，讓善良人身邊的人成為告密者。冷戰時期，東德秘密警察數以萬計，他們鼓勵告密，只要你發現身邊的人有跨越柏林圍牆，逃往西德的念頭，你就有「責任」告發他。這責任不是建基於「愛」，而是建基於「恐懼」：要是我沒有告發他，然後他被發現了，會不會連累我？就這樣，二十來歲的工廠青年被同袍出賣，無業的婦女和小孩被親戚告密……德國統一後，人民可以到市政廳閱讀文件，查閱誰曾告發過自己。很多人終其一生也不願意去看，他們寧願相信，寧願假設身邊的人都是善良 —— 這些就是善良的人。魏仲廷就是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對人沒有戒心，情竇初開的他為搏紅顏一笑，把禁書借來再轉借方芮欣，卻不知方芮欣的機心。在方芮欣的想像空間裡，她隔開魏仲廷的脖子，從他的身體裡拿出血淋淋的禁書，然後換來一句「國家，會感謝你的。」
電影裡的一幕幕對香港觀眾尤其熟悉，我們都看到過，或許曾經想像過：黃老師被抓時高喊一句：「國家殺人！」然後憲兵重重一棍打在他頭上，他馬上失去意識 —— 這畫面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少見嗎，岳義士血流披面的模樣你還記得嗎？在牢房裡，人們被嚴刑逼供，被行私刑，然後被殺，外面的人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 這些被虐、被自殺的畫面難度我們沒有想過嗎？極權政府（Totalitarian government）限制了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當我們反抗，迎接我們的是一種掌握生死的權力，它有權判處你死刑。極權政府掌握的司法權（judicial power）並不是一種建基於平等、公正的審判權，只是單純控制人生死，更直接講，宣告人死亡的權力。這種權力引申出恐懼，通過恐怖令人馴服，如牲畜對於養主般馴服。它不怕你知道它濫用權力，只怕你看不到，繼而不懼怕。製造白色恐怖的極權政府就是通過恐懼模式管治人民。
當戒嚴令解除，當國家民主化，一切就彷彿雨過天晴。就像婆婆對孫兒話當年一樣，這些故事的作用只剩下傳承和記憶，令下一代明白今天自由的得來不易，就像片末的獨白：「請平凡而自由地生活吧！」它假設了我們現在（套用電影的時空，此處指今日台灣）就自由了。今時今日的台灣學校仍有軍人轉任的教官。傅柯形容學校是一種規訓機器（discipline apparatus），訓練人成為適合社會勞動的人，台灣的學校和電影中的白教官正完美反映了這種規訓。規訓是否仍然支配我們？民主化就意味著100%自由嗎？我們真的能平凡而自由地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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