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獄風雲》:從「路西法效應」看執法者的違法行為

《叛獄風雲》(The Experiment,2010)改編自德國電影《死亡實驗》(Das Experiment,2001),講述26名男性報名參加了一項心理學研究實驗。實驗中,他們需要分成兩組,分別扮演獄卒和囚犯。只要完成實驗,每人均可收到不菲的酬金。牢房內設有數條規則,違反規則的囚犯必須受到適當的懲處。如果獄卒對囚犯的處理失當,紅燈會亮起,意味實驗終止,所有人都得不到酬勞。同時,任何人均不能動武,否則同樣終止實驗。實驗剛開始時,一切都相安無事。然而,當扮演囚犯的人不願聽從獄卒的指示時,獄卒便開始以各種手段欺壓囚犯、恐嚇他們,使他們不得不服從命令。到後來,獄卒的手段變本加厲,終使囚犯群起反抗,結束了這場實驗。

扮演獄卒的Barris(Forest Whitaker飾)是個待人彬彬有禮的君子,年紀不小的他,仍跟母親同住,被母親呼呼喝喝也不敢作聲,是個膽小、服從權威的人。可是,實驗開始後,Barris就被獄卒的權力侵蝕了他的意志。初次對囚犯施以懲誡時,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他禁不住起了男性的生理反應,他初次嚐到了征服他人的滋味,初次感受到自己的雄風。一陷入了這種征服感,他再也不能自已,於是不斷想出各種折磨人的手段,企圖控制所有囚犯,並滅絕所有反對的聲音。

囚犯一開始面對獄卒的懲處時,是不太願意接受的,但獄卒以各種不人道的手段虐待他們,使他們敢怒不敢言,只好服從。囚犯之一的Travis(Adrien Brody飾)面對獄卒的欺壓,勇於發聲指責,他沒有發難,沒有以武力對抗,他採取了和平的方式宣洩自己的不滿,因為他始終認為:「『正義』是戰爭的起因,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唯有忍讓,人類才會進步。」但他的和平抗議沒有使狀況改善,甚至使自己一次又一次遭受不人道的虐待。他的室友也勸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乖乖地聽從獄卒的話,就能安然無恙地領取酬金。但囚犯愈是不作聲,獄卒的行為就愈是過份。終於,Travis忍無可忍,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信念,以暴易暴,強行終止了實驗。

電影中段,筆者曾想過:囚犯一開始若沒有反抗,不就能安然度過整個實驗嗎?但很快,我就摒除了這種想法,因為這種想法顯然沒有考慮到一個前設:囚犯即使再聽話,他們始終受困於牢房之中。他們聽話,只能換來人身安全,卻不能改善他們身處的環境。

電影中的實驗其實真實存在,它就是相當有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而電影中的情節,正是來自這個真正存在的實驗。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在史丹福大學進行了這個備受爭議的實驗,並提出「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來解釋實驗中獄卒的心理。

根據菲利普金巴多的描述:

引用「我們有些志願者被隨機指定扮演獄卒角色後,很快便開始濫用新取得的權力,他們殘酷成性,日夜無休地貶低、鄙視、傷害『囚犯』。……其他獄卒雖然並未特別有虐待傾向,但是顯得冷酷、苛求,對於受難同袍們的處境極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數獄卒可被歸類為『好獄卒』,他們抗拒了權力的誘惑,而且有時候能為囚犯的處境著想,多少為他們做點事,比方說賞顆蘋果或塞根香菸給人之類。」

「實驗後的報告告訴我們,單獨私下和囚犯待在牢場外頭的廁所時,有些獄卒會特別殘暴,他們會把囚犯推進便器中,或是推到牆上。我們觀察到最殘酷的行為都發生在深夜或清晨的值班時間,如我們所知,獄卒們認為這時候他們不會被我們監視或錄音,在某個意義上也可視為是實驗『關閉』的時候。此外我們也看到,儘管囚犯們不反抗,而且隨着這場獄中災難達到頂點而露出頹喪跡象,獄卒對囚犯們的虐待還是每天不斷推陳出新、越演越烈。在一場錄音訪談中,一位獄卒笑着回憶,實驗頭一天他還曾經因為推了一個囚犯一把而感到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卻已經對推擠和羞辱他們毫無感覺了。」

是甚麼導致獄卒的個性出現如此扭曲?是甚麼致使路西法自甘墮落,甚至絲毫沒有察覺自己正在作出邪惡的行為?菲利普金巴多提及以下數點。

首先,是基於他們將自己和角色區隔開來,使他們即使犯下過錯,也能將責任怪罪在獄卒的角色上:

引用「當我們由於身為某個角色而犯下過錯時,很容易幫自己撇清個人責任。我們拒絕為行動負責,將責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說服自己本性和角色沒半點關係。這種說法顯然和納粹黨衛軍領導人在紐倫堡大審時的開脫之詞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只是照命令行事。』只不過辯護的理由變成:『別怪罪到我身上,我不過是做我當時那位置上的角色該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其次,是源於獄卒角色的匿名性及去個人化。制服、裝束和面具的採用,掩蓋了每個人的面目,促成匿名性的出現,同時降低了個人責任歸屬,令情境力量變得更具權威性,使人陷入情境之中,以為沒有人會意識到他的真正身份,反社會行為(虐待囚犯)也就比較容易被誘導出現:

引用「當群體中所有人都處在去個性化的狀態下,使得過去和未來都變得遙遠而不相關。感覺會支配理性,行動能凌駕反思。在這種狀態中,導引他們行為不偏離社會正軌的一般性認知和動機激發過程已不再發揮作用。」

第三,是人類心理的認知失調,使人對自身的邪惡行為合理化。認知失調,即我們公開扮演的角色跟自己私下的信念相反。它會刺激一個人改變其行為,或私人觀點,以減低失調程度,逼使自己的信念配合自己扮演的角色。角色與自身信念的差異愈大,達成調和的動機就越強,行為的轉變就愈發極端。例如,當我面臨生命威脅,而必須傷害某人時,就很少出現認知失調的情況。相反,當我作出某行為的正當理由減少,失調的程度就會加強(信念與行為不一致),從而自我降低失調的動機就會加強(改變自我信念以使信念與行動一致)。好比囚犯根本沒有威脅獄卒的生命,或根本沒有人命令獄卒虐待囚犯,但獄卒仍然虐待囚犯,他心理上就會自動將自己的邪惡行為合理化。而認知失調出現在獄卒身上,是能夠理解的。當他們從事長時間且辛勞的工作,而這工作是他們自願擔當的,同時又沒有人指導他們該如何扮演這個角色,這樣的情境就很容易導致認知失調的出現,使他們自我說服其虐待行為,令虐待行為日益增加。

第四,是對群體認可的需求。每個人均想要為人接納、為人喜歡、為人尊敬,這意味着我們的行為要符合群體的期待,在群體當中看來正常。這股群體認可的力量,促使人優先服從陌生人告知的行為,即使這些行為極度反常。來自其他獄卒的群體壓力,強化了當一個合群的人的重要,致使人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配合群體的需要。於是,一些好心的獄卒就成了群體中的異類,往往被排除在圈子之外。

最後,是源於人對權威的盲目服從。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進行了一系列的「盲目順從權威」實驗,測試一個人在沒有受到群體壓力的情況下,到底可以順從實驗者(權威)到甚麼程度。其中一個實驗如下:

你應徵參與一次心理學實驗,研究如何透過運用懲罰來改善人的學習和記憶。向你講解實驗的人,是一個舉止嚴肅,身穿實驗室袍的學者。他向你說明,這次研究可能會產生重要的實用意義,而你的任務非常簡單。首先,你們其中一人要扮演「老師」,另一人則扮「學生」,老師要給學生一組單字讓他記憶。實驗中,老師每說出一個關鍵字,學生就要回答正確的相應字詞。答案正確時,老師會給予學生口頭上的稱讚;出錯時,則施以電擊懲罰。
電擊儀上總共有三十個按鈕,每個按鈕都代表一個電力等級,從最低的十五伏級,到最高四百五十伏特。每當學生犯錯,學者都會提醒你,你必須按下下一個更高電力等級的按鈕。而每個按鈕上都有關於該電力等級的描述,像第十級(一百五十伏特)是「強力電擊」;十五級(三百七十五伏特)是「危險,激烈電擊」;第三十級上除了三個大交叉外甚麼都沒標示(暗示造成極端痛楚的激烈電擊)。

自願者會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各自的角色,然而這只是表面,實質所有被測試的對象均是擔當老師,至於學生則由實驗的同謀擔當。你會先體驗一下四十五伏特電擊的威力,以稍微的刺痛令你對電力等級有點概念,然後就開始實驗。學生一開始的表現還不錯,但後來就頻頻犯錯。他一開始會抱怨電擊弄痛他了,後來隨着電力等級的提升,學生會不停尖叫,示意沒法繼續,甚至抱怨心臟不舒服。而學者會堅持要你繼續實驗,並提醒你在簽過合約的情況下,必須完成實驗,又稱,如果電擊造成甚麼意外,後果由他完全承擔。

米爾格蘭將他的實驗告知四十名精神醫學專家,然後要他們估計當中多少比例的實驗者會從頭到尾完成三十個等級的電擊實驗。他們平均預計只有不到1%的人會繼續實驗,認為只有虐待狂才有可能堅持到最後。然而,結果證明65%的實驗者會無視學生的求饒,一再施以電擊,直至最高的四百五十伏特電力等級。

實驗中,大部分實驗者都在過程中表示疑慮及反對,表明不願意繼續實驗,但學者會不斷告訴他們一堆必須留下的理由,於是實驗者就會明白,最快的脫身方法就是盡快完成整個實驗。惟有按下最高四百五十伏特的按鈕,才能讓實驗者擺脫與權威(學者)的面對面衝突。

米爾格蘭在一年中執行了十九次不同的服從實驗,並得出下列結論:
1.實驗者達到最高服從度時,就是擔當施虐者角色時。
2.若希望實驗者反抗權威,只需有個反抗權威的同儕角色出現。
3.當權威擔當受虐者角色時,實驗者較不願意施予較強的電擊懲罰。
4.當受虐者處於較遠位置時,實驗者較可能施予電擊。

米爾格蘭的「盲目順從權威」實驗證實了人在面對權威時較難反抗,多採順從姿態。這也解釋了獄卒為何明知某命令其實不對,卻仍然執行。

英國意念控制大師Derren Brown曾重演一次米爾格蘭的實驗,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觀看。

然則,以上所述只是對於獄卒虐待行為的部分解釋,想了解更多的讀者可自行借閱菲利普金巴多所著的《路西法效應》一書。

「路西法效應」正好解釋掌權者何以逐步腐朽,作出傷害他人的反社會行徑。希望對「路西法效應」的研究,能讓我們進一步了解當權者變成施襲者的背後因由,從而化解許多社會上的矛盾,使我們戰勝各種傷害他人的不人道行為。

參考資料:
菲利普·金巴多著,孫佩妏、陳雅馨譯:《路西法效應》,台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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