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說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
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而言之，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
譬如有人罵我，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裡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在旁看看就好，何必費氣力去還罵？
又如有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它，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再管什麼閒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
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底里卻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辦事要有成效，就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
劉半農在這基調上提出「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我也照抄一遍，套進今日環境之下。看看該怎處世。
譬如早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熱血公民。他穿著黃衣，志高氣昂走進來，見了我，清清嗓子，大聲道：「你看現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港共爪牙，染紅香港。欲求香港民主，非追求香港獨立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閣下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知名左膠。他提著個支持公平貿易的小本手作店的布袋，一臉憂國憂民的走進來，向我說：「和平理性，有傾有講，才是方法。激怒共產黨只會給它藉口消滅我們，誰衝誰就是鬼。倘泛民不合作，不大團結，便落得一個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下場，民主democracy，難以爭取。」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大大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港共司長。他西裝筆挺，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有國才有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獨立只是極少數人激進人士的聲音，不代表市民。我們會努力為市民服務，保障香港和平繁榮。經濟穩步發展，成為東方之珠，中國對外的窗外。」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司長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離地中產，和一位討厭政治的港豬，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幾聲「港姐」，「補習班」的詞語。見了面，離地中產說：「現在不是挺好嗎？要是真的搞獨立，你有槍嗎？你有水嗎？所以香港是離不開中國。」港豬點頭表示認同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都是中國人，何必分得那麼細。民主不是不好，可是太激進也不好啊。」他說完還指著TVB的新聞，我一看那報道，題目是「港獨縱火」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與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到將來，不幸有一天，做官的諸位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分裂祖國，蔑污我偉大的中國。」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在擠迫的地鐵南廂中吞了一個臭屁一樣，心裡叫苦，卻仍得閉上嘴哼不出半聲。或者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1949」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港人治港的，從前陳雲，黃洋達，黃毓民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呢！」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1949」以後，自稱本土自決的很多，真正的本土派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本土派。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香港國的先知！」
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而言之，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
譬如有人罵我，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裡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在旁看看就好，何必費氣力去還罵？
又如有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它，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再管什麼閒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
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底里卻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辦事要有成效，就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
劉半農在這基調上提出「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我也照抄一遍，套進今日環境之下。看看該怎處世。
譬如早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熱血公民。他穿著黃衣，志高氣昂走進來，見了我，清清嗓子，大聲道：「你看現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港共爪牙，染紅香港。欲求香港民主，非追求香港獨立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閣下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知名左膠。他提著個支持公平貿易的小本手作店的布袋，一臉憂國憂民的走進來，向我說：「和平理性，有傾有講，才是方法。激怒共產黨只會給它藉口消滅我們，誰衝誰就是鬼。倘泛民不合作，不大團結，便落得一個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下場，民主democracy，難以爭取。」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大大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港共司長。他西裝筆挺，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有國才有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獨立只是極少數人激進人士的聲音，不代表市民。我們會努力為市民服務，保障香港和平繁榮。經濟穩步發展，成為東方之珠，中國對外的窗外。」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司長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離地中產，和一位討厭政治的港豬，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幾聲「港姐」，「補習班」的詞語。見了面，離地中產說：「現在不是挺好嗎？要是真的搞獨立，你有槍嗎？你有水嗎？所以香港是離不開中國。」港豬點頭表示認同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都是中國人，何必分得那麼細。民主不是不好，可是太激進也不好啊。」他說完還指著TVB的新聞，我一看那報道，題目是「港獨縱火」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與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到將來，不幸有一天，做官的諸位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分裂祖國，蔑污我偉大的中國。」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在擠迫的地鐵南廂中吞了一個臭屁一樣，心裡叫苦，卻仍得閉上嘴哼不出半聲。或者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1949」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港人治港的，從前陳雲，黃洋達，黃毓民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呢！」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1949」以後，自稱本土自決的很多，真正的本土派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本土派。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香港國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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